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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庭上，我照着他提前教好的话，一字不差。

　　“是我私自更换了供应商，江屹不知情。所有采购流程都是我一个人操作的。”

　　徐曼坐在原告席上哭的撕心裂肺。

　　她四岁的儿子剃着光头戴着口罩，瘦的厉害。

　　判决书下来：有期徒刑五年。

　　宣判那天，我回头看了一眼旁听席。

　　江屹坐在最后一排，帽子压的很低。

　　他冲我点了点头。

　　那个点头，在之后的五年里，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

　　入狱第一个月，我被分到缝纫车间。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九点熄灯。

　　和七个人挤十几平方的宿舍。

　　第一次被人欺负是入狱第二周。

　　一个纹着花臂的女人嫌我占了她晾衣服的位置，一巴掌扇过来把我拍到墙上。

　　“新来的？以前干嘛的？”

　　“做采购的。”我捂着脸，声音在抖。

　　“采购？以次充好害了人家小孩，你可真够狠的。”

　　周围的人跟着笑。那笑声刺耳。

　　没人帮我。

　　我咬着牙不哭。

　　跟自己说——忍住，三到五年，出去就好了。

　　江屹第一个月来看了我一次。

　　带了换洗衣服和一袋水果。

　　“你妈我安排好了，请了护工，放心。”

　　“公司怎么样了？”我隔着玻璃问。

　　“在恢复。你别担心。”他笑的温柔，“出来以后一切都会好的。”

　　走的时候他把手贴在玻璃上。

　　我也伸手贴过去。

　　隔着玻璃，指尖的温度传不过来。

　　前两年他每个月来一次，偶尔两次。

　　每次带东西，每次说公司在好转，我妈身体还行。

　　他写信。

　　信末尾总是那句——等你回来。

　　我把每封信叠好放在枕头底下。

　　夜里睡不着就拿出来摸，一遍一遍，直到纸角磨软。

　　第三年开始，信变少了。

　　从每月一封变成两个月一封，再到三个月才有一封。

　　内容也越来越短。

　　最初能写三页纸，后来剩半页。

　　连等你回来四个字都省了。

　　关于我妈的消息越来越模糊。

　　“你妈挺好的。”“正常。”“放心。”

　　三个字四个字，越来越敷衍。

　　我心里发慌，但在里面没有手机没有网络，联系外界只能靠探视和通信。

　　我写了一封长信，问了三个问题：

　　一、妈最近检查结果怎么样？

　　二、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三、公司到底怎么样了？

　　信寄出两个月，没回音。

　　四个月，还是没有。

　　我开始失眠。

　　夜里躺在硬铺板上盯着天花板的裂缝，脑子里全是妈的脸。

　　她还能认出我吗？

　　她有没有按时吃药？

　　有没有人陪她说话？

　　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