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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医院走廊坐到天黑。

　　银行理财经理一条接一条发信息，约我谈资产配置。

　　我一条都没回。

　　我反复看着那张诊断书。

　　半年。

　　两个字，比八百万还沉。

　　我开始翻手机里的转账记录。

　　爸住院，五万。

　　林峰报培训班，两万八。

　　林峰换车，我贴了十万。

　　妈买金镯子，三万六，说是”将来留给我当个念想”。

　　一笔一笔，我转了十年。

　　每次我委屈，王桂芳都说同一句话。

　　“当姐姐的，多让着弟弟一点。”

　　我让了三十二年。

　　让到最后，我兜里只剩两块钱买的彩票，和一张只剩半年的诊断书。

　　一个荒唐的念头钻进脑子。

　　如果我真的快死了——

　　他们会不会，心疼我一次？

　　不是心疼我的钱，就是单纯地，心疼一下我这个女儿。

　　我想知道答案。

　　我把诊断书塞进包的最里层。

　　八百万的事，一个字都不提。

　　我就带着这张纸回家，看看这个家，肯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死法。

　　我拨通王桂芳的电话。

　　“妈，我最近身体不太好，想回家住一阵。”

　　那边停了两秒。

　　“你不会是离婚后没地方住了吧？”

　　“妈，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

　　电话那头忽然安静了。

　　过了好几秒，她压低声音，转头问林建国。

　　“她说什么？要回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