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另一张卖身纸

　　韩建国被带去公社后的第三天，派出所的周同志来找我。

　　他没有进院子，只站在门外问我，能不能再去一趟镇上。

　　我知道，事情已经不只是三十块钱和两斤粮票了。

　　那天在茶馆里，老王认出那个外地人后，又想起一件事。

　　去年冬天，外地人曾拿过一张写着女方名字的纸，问他知不知道附近有没有人愿意做见证。

　　老王没敢搭话，只记得纸上有个印着红指印的名字。

　　周同志把照片放到我面前。

　　我一眼认出，那是隔壁柳树沟的王春妮。

　　前世我死前，听人说王春妮“跟人跑了”。

　　可她从没跑。

　　她被丈夫和婆家卖到南边，生了病又被扔在路边，直到几年后才被送回原籍。

　　那时所有人都说她命不好，没有人追究是谁把她的命卖了。

　　这一世，我不能让她再被一句“跑了”埋掉。

　　我跟周同志去了柳树沟。

　　王春妮的娘正坐在门槛上哭，眼睛肿得像核桃。

　　她一见公安，先是害怕，后来听说是查女儿的事，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同志，我闺女不是跑了，她前一天还说要回娘家给我送药，第二天人就没了。”

　　她从棉袄夹层里摸出一块布。

　　布里包着半张借据。

　　借据上写着，王春妮的丈夫欠韩建国三十六块钱，拿“媳妇去外地干活”的事抵账。

　　字迹很乱，最后盖着韩建国的私章。

　　我看着那枚章，心里一点点凉下去。

　　原来他卖我不是一时起意。

　　他早就把女人当成能折现的东西。

　　周同志问我：“你见过这枚章吗？”

　　“见过。”我说，“就在他箱子底层，平时锁着。”

　　当天傍晚，公安和大队干部一起去了韩家。

　　婆婆死死抱着箱子，说里面是祖宗留下的东西，谁也不能动。

　　我站在人群外，看着周同志出示手续。

　　箱子打开时，里面除了那枚私章，还有三张写着不同名字的借据，两本粮票账，还有一封没寄出去的信。

　　信里写着：“这次这个城里户口的年轻，三十不够，最少要五十。”

　　落款是韩建国。

　　婆婆看清那行字，腿一软，坐到了地上。

　　她抬头瞪我，像要把我生吞。

　　“是你，是你把建国逼成这样的！”

　　我走到她面前，声音不高。

　　“韩嫂子，他写这封信时，我还没重生到这里来逼他。”

　　她愣住了，没听懂我的话。

　　我也不需要她听懂。

　　我只要她知道，韩建国不是被谁害了。

　　他是自己一步一步走进了牢门。

　　那晚，公安带走了箱子，也带走了婆婆最后一点侥幸。

　　而我回到屋里，把离婚证放在枕头边，睡了重生后最踏实的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