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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收摊时下起雨。我一只手推车，腰疼得直不起来。朵朵在背带里哭，安安想帮我撑伞，我没舍得让他举——伞太沉了。

　　仓库门口，一个人影站着。黑色冲锋衣湿透，手里拎着塑料袋。

　　“迟到了，”他说，“去买了这个。”

　　塑料袋里是护腰，医用那种，两百多块钱。我烤五十串鱿鱼才能赚回来。

　　“利息。”他又说。

　　我接过护腰，没说话。他帮我锁推车，动作熟练。

　　“李老板，”我问，“你嘴刁，到底刁在哪？”

　　他锁好推车直起身，在雨幕里看着我。路灯昏黄，他的眼睛很亮。

　　“刁在，”他说，“只吃得惯这一口。”

　　我心脏漏跳半拍。不是心动，是恐惧——我害怕这种“只吃得惯”，陈屿也说过，“我就爱吃你烤的鱿鱼”。

　　然后他就再也没回来。

　　我把护腰塞回他手里：“债我认，但人情我不欠。腰我自己养。”

　　他看着我，目光软了一瞬，把护腰放在推车把手上。

　　“安萍，”他说，“陈屿跟我借钱时，说他媳妇是全县城最倔的。他骗我。”

　　“什么？”

　　“你不是最倔的，”他转身走进雨里，“你是最会假装不倔的。”

　　我站在暴雨里，背着朵朵，牵着安安，护腰在推车把手上滴水。

　　眼泪是最没用的调料。

　　我把它拿起来，拆掉包装，套在腰上。

　　很暖。

　　暖得我差点忘了，这只是一条护腰，不是一个人。

　　可一个人要是装好人装这么久，那还算装吗？

　　我不知道答案。雨还在下，我推着车往回走，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