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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过了一年，我妈的康复训练降到每月一次。

　　我已经能熟练整理她的材料，也会提前在公司做好工作交接。

　　许航再来借车，我让他自己去租。

　　他抱怨我变得小气，我没有解释。

　　有些边界，原本就不该靠一个不断让步的人维持。

　　我和沈宁很少联系。

　　偶尔从我妈那里听说，她在临港那家公司做得不错，没有突然升职，也没有赚到多么夸张的钱，只是转成了正常白班，搬进一套离公司更近的小房子。

　　一个周六，我带我妈去复诊，在康复中心停车场看见了她。

　　她陪一位年长的女同事来做检查，手里抱着对方的资料袋。

　　她开一辆浅绿色的二手小车，车很普通，右后门甚至有一块不明显的补漆。

　　蓝色小鲸鱼重新挂在钥匙上。

　　我妈叫住她。

　　沈宁停下脚步，把资料袋递还给身旁的同事，笑着问了几句恢复情况。

　　她对我客气地点了点头。

　　我看向她的车。

　　“什么时候买的？”

　　“三个月前。上班方便。”

　　“每天跑那么远，成本不低吧？”

　　话说出口，我们都安静了一下。

　　沈宁先笑了。

　　“工作外出，公司按制度报销。上下班和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承担。”

　　她说得很自然。

　　我却终于听懂了其中的区别。

　　制度会为工作标价。

　　家人愿意为彼此走的路，本来没有价格。

　　但没有价格，不等于没有价值。

　　沈宁和我妈告别，开车离开。

　　浅绿色的车在出口栏杆前停了一下，很快汇进主路。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尾灯越来越远。

　　后来，我再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过每公里两块六的公平。

　　仪表盘上的数字仍在增加。

　　可我最想追回的那一程，早就过了收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