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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临口述史档案中心离海很近。

　　第一次团队介绍时，我站在会议桌前，名字卡在第二个字上。

　　过去谢知原会很自然地替我接下去，再用一句玩笑替我圆场。

　　这里没有人开口。

　　主持人只是暂停计时，把水往我面前推了推。

　　我用了将近一分钟，才说完姓名和工作方向。

　　掌声不算热烈，却很整齐。

　　我的第一位受访者姓梁，是一位听力衰退的老木匠。他戴着助听器，总要歪过头才能听清问题。

　　我怕耽误录制，提前写了十几张采访卡。

　　真正坐下后，第一个问题仍旧卡住。

　　梁师傅没有替我猜，只把助听器声音调大。

　　“你慢慢问，我也慢慢听。”

　　那天的采访比计划多用了两个小时。

　　声音修复师程砚坐在设备后面，全程只提醒过一次：“底噪有些大，要不要暂停？”

　　我点头，他便停下设备。

　　没有人因为我卡住，擅自决定我下一句要说什么。

　　整理素材时，我丢掉了写满固定问题的卡片，只留下一张空白采访卡。

　　周岚替共同朋友打来电话，说谢知原暂停了工作室项目，正在找我。

　　我握着手机，听见那头劝我：“他已经把婚礼手卡全烧了，你至少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窗外潮声很重。

　　“我不是说不出话。”

　　我停了一下。

　　“我只是不再对他说。”

　　夜里，我仍旧会下意识点开旧聊天记录。

　　谢知原最后一次发来的语音只有三秒，背景里没有声音。他大概按下录制，又什么都没说。

　　我没有播放第二遍。

　　一周后，我独立完成了梁师傅的采访文本。发表页上，作者栏第一次只有我的名字。

　　打印机刚吐出最后一张纸，前台便来通知。

　　“姜老师，有位姓谢的先生找你。他说，不会进来打断采访。”

　　我隔着玻璃门看过去。

　　谢知原站在海临入冬的风里，手里拿着那支银色录音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