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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资格证后的第二年，我打出第一个大案子。

　　一桩建筑工程质量纠纷，被告是本市排名前三的开发商。

　　原告是一对老夫妻，攒了半辈子钱买的房子墙体开裂、地基下沉。

　　开发商咬定是自然沉降拒不赔偿。

　　我做陈述时声音不大，但字字珠玑。

　　把地质勘测报告、施工日志、混凝土批次检测数据一条一条摆出来，

　　每一份证据的编号和来源都说得清楚。

　　法官问被告方对证据的意见。

　　对面那个老牌律师翻着材料支吾了两句，满是漏洞。

　　我抓住对方逻辑缺口连问三个问题，一句比一句压迫，

　　到最后，对方律师额头开始冒汗，支支吾吾地说：“我方需要补充核查。”

　　庭审结束后，张姐给我发了消息：

　　“你在里面说话的样子，让我想起一个人。”

　　我笑了，我知道她说的是谁，可我们都默契地没有再提那个名字。

　　那个案子不出意料地赢了，开发商赔了全额房款加违约金。

　　老夫妻在法庭上抹眼泪，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儿说谢谢。

　　后来案子越接越多，类型也越来越杂。

　　工程纠纷、劳动仲裁、家事继承，

　　我来者不拒，每一件都从头跟到尾。

　　办公室的灯常常亮到深夜，离开的时候保安室的灯都关了。

　　妈妈在第三年春天开始催我相亲。

　　“茵茵，你和他分开这么久，也该往前看了。”

　　她在电话里絮絮叨叨。

　　“隔壁王阿姨介绍了一个，在银行上班，比你大三岁。见一面，不好就算了。”

　　我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一边翻卷宗一边敷衍着。

　　相亲约在周六下午，一家咖啡馆。

　　男方姓陈，穿了一件格子衬衫，戴着眼镜。

　　聊了二十分钟，话题从工作到爱好到家里养不养宠物。

　　陈先生人不错，说话客气，问的问题也规规矩矩。

　　临走时外面下起了毛毛细雨，他说要送我回去。

　　我亮了亮手上的车钥匙，婉拒了。

　　出了咖啡馆，走向停车场时。

　　我突然想起三年前那个暴雨天被陆泽舟从车上赶下来，淋得浑身湿透的自己，

　　果然，还是自己最靠得住。

　　刚坐进车，手机震动，母亲发来的消息：

　　“怎么样怎么样？”

　　“还行。”

　　母亲秒回一串大拇指，紧跟着一个“慢慢来”。

　　我笑了笑，将手机随手扔在副驾驶。

　　路边的梧桐树抽了新芽，嫩绿。

　　阳光从车窗涌进来，铺了我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