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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收那笔钱。

　　托妇联的同志退回去后，陆致远也没再送第二次。

　　后来听厂里的人说，因为作风问题，他被撤了先进代表，分到了最苦最累的翻砂车间。

　　他租了一间背阴的破平房，每个月初一，都会去城外的护城河边烧一叠纸。

　　这些都是丁丽来我家嗑瓜子时随口提起的。

　　我没有去确认。

　　第二年开春，政策好了，我辞了厂里的工，在四合院临街的位置开了一家小饭馆。

　　居委会的大妈问我：“好好的铁饭碗不要，不觉得可惜吗？”

　　我站在刚刷完大白墙的屋子里，看着曾经摆放桌子的位置。

　　陆致远曾在这里把一顿面条算成一块四毛钱。

　　也曾在这里告诉我，新社会的夫妻就该分得清清楚楚。

　　我摇了摇头。

　　“靠自己双手挣饭吃，不可惜。”

　　小饭馆不大，但生意很红火。

　　我买了台新出的黑白电视机，又在院子里种了几盆月季。

　　丁丽来串门时，带来了一只印着牡丹花的崭新搪瓷盆。

　　我习惯性地去摸口袋。

　　“多少钱，我拿给你。”

　　她一把按住我的手，瞪着眼睛。

　　“送你的开业贺礼！你还真打算跟我明算账啊？”

　　我怔了一下。

　　“不用分？”

　　“林婉，姐妹之间的情分，是不求回报的。”

　　我看着那只红艳艳的搪瓷盆，许久才笑着说：“好。”

　　原来坦然接受一份好意，不等于低人一等。

　　真正的平等，也不是把一分一毛都掰成两半。

　　是两个人心里都有对方，都舍得为对方付出。

　　陆致远最后一次联系我，是在离婚后的一年半。

　　他托人给我捎来了一个小木盒。

　　里面装着十五块钱，还有一张字条：

　　【我终于明白，你那天在县医院，问我要的根本不是那十五块钱。】

　　我没有回信。

　　随手将木盒丢进了灶台的柴火里。

　　出门去菜市场进货时，前面的小夫妻正在争着给卖肉的递钱。

　　女同志笑着说：“上次买布是你掏的钱，这次买肉该我了。”

　　男同志一把将钱塞回她兜里，把二斤五花肉挂在车把上。

　　“啥你的我的，我的津贴不全在你那儿管着吗？留着给你买雪花膏！”

　　他们推着自行车，笑着走远了。

　　我提着两条鲤鱼从旁边走过，没有羡慕，也没有难过。

　　回到家，我给自己下了一碗热腾腾的西红柿鸡蛋面。

　　没有人在旁边提醒我这碗面值多少钱，也没有人问我多用的煤球该算谁的。

　　我把那只牡丹搪瓷盆洗干净，端着一盆清水去浇院子里的月季。

　　叶片上的水珠晃了一下，落进泥土里。

　　这一次，没有人需要还给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