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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生日在面条的热气里度过。

　　没有摄影师，没有裙子，也没有人计算我笑时露出几颗牙。

　　程许唱生日歌唱到一半忘了词，把后半段哼完。

　　我笑的筷子掉在了桌上。

　　他拿起手机想拍，又先问我：

　　“可以吗？”

　　我点头。

　　照片里的我头发被热气熏的有些乱，嘴角沾着汤。

　　程许没有修图，也没有让我重拍。

　　他把照片设成桌面。

　　“这张好看。”

　　“闭着眼睛也好看？”

　　“至少是真的。”

　　我低头咬了一口荷包蛋。

　　蛋黄煎的太老，却比从前每一块生日蛋糕好吃。

　　一周后，沈家的律师找上门。

　　他带来一封爸爸写的信。

　　信里说，妈妈受了刺激，精神状态失控。

　　她每天抱着从江里捞回来的兔子，坐在桥边等嘉宁。

　　后来试图翻过护栏，被送进了专门机构。

　　爸爸心力交瘁，希望我回去看一眼。

　　律师将信推向我。

　　“沈女士，沈先生年纪也大了。他没有要求您赡养，只想让您去见一面。无论如何，血浓于水……”

　　“我和他们没有血缘。”

　　律师停住，改口道：

　　“养育之恩也不能完全抹掉。况且沈太太现在的情况，很可能只有您能让她稳定下来。”

　　“医生这么说？”

　　“这……”

　　“如果是医生建议，请提供正式诊断和治疗方案。如果只是沈先生的意思，我拒绝。”

　　律师沉默片刻，从文件袋里取出照片。

　　照片里的妈妈坐在白墙前，怀中抱着兔子。

　　爸爸站在窗外，头发全白了。

　　我手指按住照片边缘。

　　胸口某处缩了一下。

　　那碟剥的完整的石榴，我到现在还记得。

　　只是我已经不需要它了。

　　我把照片放回信封，连同信一起投入碎纸机。

　　纸张被刀片咬住，照片上的兔子先碎了，随后是妈妈的脸。

　　“你找错人了。”

　　我看着律师。

　　“沈家的女儿叫嘉宁。她十八年前就死了。”

　　律师收起文件袋离开。

　　门关上后，我回到画室整理损坏的作品。

　　抽屉最深处，放着一枚旧发夹。

　　是离开前从裙子上掉下来的，银色蝴蝶已经氧化发黑。

　　我曾想留下它，提醒自己不要回头。

　　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我把发夹丢进垃圾桶，重新铺开一张画纸。

　　客厅电视里，主持人正在播报南方秋季花展即将开放的消息。

　　程许探头进来。

　　“周末去吗？”

　　我握着笔，看向窗外泛黄的桂花树。

　　“去。”

　　这次去哪里，由我自己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