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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后。

　　这三年里，陆行川彻底退出了公众的视野。

　　他不再发表任何关于儿童心理的演讲，也辞去了所有带光环的公开职务。

　　他保留了原本的专业能力，却只在幕后做一些无偿的儿童急性病自救科普。

　　每年的中秋夜，他都会去医院的儿童呼吸科。

　　不打扰任何人，只是安静地在走廊的塑料椅上坐一整晚。

　　看着那些焦急的父母抱着咳嗽的孩子冲进诊室，听着医生耐心地嘱咐，他会一遍遍在心里默念。

　　“当孩子说没事的时候，更要认真听。”

　　这是他用女儿的生命，换来的最惨痛的教训。

　　他没有停止过往我的账户里汇款。

　　除了离婚协议规定的补偿，还有他每年收入的大半。

　　但他从未试图通过律师打听我的下落，也从未发过一条打扰的短信。

　　团团曾经就读的小学，如今在校医室最显眼的位置，增设了急性哮喘药箱和紧急求助流程。

　　陆行川知道，这些都不是救赎。

　　他只是在替那个已经不在的小姑娘，把当初被他忽视的漏洞，一个个补上。

　　而我，带着团团的骨灰，来到了这座东南沿海的小城。

　　这里有咸湿的海风，和终年温暖的阳光。

　　我开了一家小小的烘焙店，生活过得平静而规律。

　　我仍然把自己视作一个母亲。

　　每个月，我都会去当地的儿童医院参加志愿者活动。

　　在家长交流会上，我会告诉那些刚刚确诊哮喘的年轻父母。

　　“害怕不是软弱，发作的时候，一定要先求助。”

　　“任何的教育和懂事，都不能排在生命前面。”

　　九月的最后一个周末。

　　医院的报告厅里正在举办一场“儿童急性病家庭自救”的公益讲座。

　　我站在讲台上，分享着自己的经验。

　　讲座结束后，家长们陆续散去。

　　我整理着桌上的资料，突然感觉到有一道视线，一直落在我的身上。

　　我抬起头，看向报告厅的最后一排。

　　那里的阴影中，站着一个穿着灰色风衣的男人。

　　三年的时间，让陆行川显得沉静了许多。

　　原本挺拔的脊背微微有些佝偻，鬓角也隐约有了白发。

　　没有贸然打扰我，也没有通过私人渠道去调查我的住址。

　　他只是在科普项目的名单上看到了我的名字，便独自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这里。

　　我抱起桌上的资料，缓缓朝门口走去。

　　陆行川一直远远地跟着我，保持着十步的距离。

　　直到我停下脚步，转过身看向他。

　　他才终于深吸了一口气，缓缓走了过来。

　　“温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