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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衍是我老伴沈国良生前最得意的学生，三十七岁，现在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

　　上辈子他来看过我一次。

　　但那时候我已经被送进养老院了，意识模糊，连他是谁都没认出来。

　　后来我死后，他是唯一一个怀疑过我死因的人。

　　但他没有证据。

　　这辈子，我给他发了消息。

　　“师母，我来看看您。”

　　他把一束康乃馨放在茶几上，在我面前坐下来。

　　我看着他，眼泪掉下来。

　　“顾……顾衍。”

　　“是我，师母。”

　　我颤颤巍巍地从内衣口袋里掏出那支录音笔，悄悄塞进他手里。

　　然后我攥着他的手，拼尽全力说了一句话。

　　“走。”

　　我怕说多了会被走廊里的刘晓兰听见。

　　顾衍低头看了一眼手心里的录音笔，愣了一下。

　　然后他小心地把录音笔收进西装内袋里，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

　　“师母，您好好休息，我过两天再来看您。”

　　他站起来的时候，眼神变了。

　　那是我在老伴眼中见过的光。

　　顾衍走后第二天，沈明远又来了一次。

　　这次他没有拿文件。

　　他带了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男人，说是什么神经内科的专家，来给我做认知评估。

　　上辈子就是这个“专家”出具了那份重度认知障碍的诊断报告。

　　有了那份报告，沈明远去法院申请了监护权。

　　从法律意义上，我变成了一个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我的所有财产都由他代管。

　　此刻，我坐在客厅里，“专家”让我做了几个测试。

　　“老太太，您今年多大岁数？”

　　“四十……不对，五十……“我茫然地看着他。

　　“现在是哪一年？”

　　“一九八几年？”

　　“一百减七等于多少？”

　　“九十三……不对不对，八十六？不对……”

　　我全程保持着痴呆的表情，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淌。

　　刘晓兰在旁边拿着毛巾等着给我擦。

　　最后一个问题。

　　“老太太，您认识这个人吗？“专家指着沈明远。

　　我应该继续装糊涂的，不认识，不知道，不清楚。

　　但我抬头看着沈明远。

　　他站在那里，双手插在羊绒大衣的口袋里，脸上带着耐心的笑容。

　　那个笑容我见过太多次了。

　　上辈子他每次来养老院都是这个笑容。

　　看完我之后出门，笑容就消失了。

　　有护工听见他在走廊里打电话，“那个老东西，什么时候才死。”

　　我忽然想吓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