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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后。

　　我毕业了。

　　法学专业，年级第一。

　　毕业典礼上，院长亲手给我颁发学位证书。

　　他说：

　　“顾念同学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学生。她的论文《论家庭关系中遗弃罪的认定与量刑标准》，已经被最高法收录为参考案例。”

　　台下响起热烈掌声。

　　我没有笑。

　　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典礼结束后，我走出礼堂。

　　阳光炽烈。

　　我眯起眼，伸出手挡住光线。

　　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我接起来。

　　“喂。”

　　“顾小姐，我是宋晚棠的代理律师。我的当事人已经服刑两年，在狱中表现良好，申请了减刑。按照规定，需要受害人家属签署谅解书……”

　　我挂掉电话。

　　那个号码又打来了几次，我直接拉进了黑名单。

　　谅解？

　　我可以谅解天，谅解地。

　　谅解那些曾经旁观而不肯伸手的路人。

　　但谅解不了他们。

　　永远。

　　永远。

　　毕业之后，我没有去律所。

　　我去了全国妇联。

　　我用三年的时间，推动了一项立法动议——在《反家庭暴力法》中增设“经济控制”条款。

　　把那些用金钱勒紧妻子喉咙的男人，也纳入法律的惩戒范围。

　　动议通过那天，我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突然哭了。

　　十年了。

　　我第一次哭。

　　我想起我妈。

　　想起她用那双被砖头磨得粗糙变形的手，在日记本上歪歪扭扭地写字。

　　想起她说：“念念，妈妈终于让你过上好日子了。”

　　想起她倒在地上，嘴里吐着白沫，还在对我笑。

　　妈妈，你看见了吗？

　　你的念念，没有让你白白死掉。

　　二十年后。

　　四十二岁的我，已经是全国最年轻的高级检察官。

　　我站在最高法院的法庭上，对一起震惊全国的“婚内经济虐待致死案”提起公诉。

　　这个案子被媒体称为“第二起沈予宁案”。

　　案情和我妈当年如出一辙——富商丈夫为了让妻子听话，假装破产，逼迫妻子做苦工还钱。

　　妻子劳累过度，死于胃癌。

　　不一样的是，这个案子里的女儿和我一样，也一直知道父亲的计划。

　　但她不敢说。

　　她害怕父亲会把她也赶走。

　　庭审结束时，我对媒体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被印在了第二天所有报纸的头版上。

　　“如果一个家，需要用另一个人的苦难来维系。”

　　“那它不是家，是地狱。”